作家陳應松的書法手稿，展示了他在文學創作時的心境。資料圖片
作家陳應松的書法手稿，展示了他在文學創作時的心境。資料圖片
【文學與其他藝術樣式如何攜手】
在中華文明發展的歷史長河中，由漢字書寫衍生而成的“書法”，早已跨越記錄語言的實用功能，升華為一門獨特的藝術。在歷史上，它不僅是文學的“記錄者”，更是與之默契相處的“共舞者”。今天，數字技術紛至沓來，鍵盤輸入、語音轉換正悄然消解漢字固有的靈性與溫度。我們重提書法與文學的共生關系，以書法的視角喚醒文學本真，從而推動文學藝術的傳承和發展，在當下顯得尤為迫切。
靈韻的消逝與重拾 數字時代文學創作的省思
在信息化普及之前，書寫是文學創作的主要呈現方式。作家的情感和思想由大腦流向筆端，化為留在紙面上的一行行墨跡，這是一個連貫而不可分割的過程。“筆跡”即“心跡”，歷代文人的手稿不僅是文本校勘的權威史料，更是探觸作家創作心境與時代精神的“活化石”，承載著超越文字的人文溫度與生命質感。
我們欣賞“天下第一行書”《蘭亭集序》，所沉醉的不僅是王羲之超凡的書藝和優美的文章，更在于書法形態與文學內蘊的水乳交融。瀟灑飄逸的書風，與文中所說“天朗氣清，惠風和暢”的自然意境和“仰觀宇宙之大，俯察品類之盛”的曠達心境高度契合。輕快、靈動的筆觸映照愉悅心情，流暢、連綿的線條呼應奔涌思緒。即便在文章后半段，作者的記錄轉向生命哲思的考察，筆調依然從容，體現作者“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”的超然風韻。
拼音輸入法的普及，使我們與漢字的相處方式發生靜默而深刻的變革。它打破漢字形體復雜帶來的書寫壁壘，將文思幾乎同步轉化為屏幕文字，極大提升了效率，但也導致人們逐漸忽視了漢字構形本身所蘊含的智慧。文學創作變成敲擊拼音鍵盤，“形”從有筋骨血肉的機體變為現成的、方塊化的視覺符號。當漢字的生成過程被簡化和抽象，“形”的模糊導致“意”的浮泛，而思想表達的精準度與感染力也難免受損。
手稿能展現與作者文思同頻的敘述節奏。蘇軾《黃州寒食詩帖》中“但見烏銜紙”，墨色由濕到枯，體現一句之內連貫氣勢；末筆豎畫拉長，則成為章句節點。“也擬哭途窮，死灰吹不起”字形大小對比強烈，折射出作者對命途多舛的悲憤與無奈。這種“文心”與“墨心”的相得益彰，正是文學創作中珍貴的“傳情達意”屬性。
提出以上問題，并非摒棄數字工具，而是倡導以“書法的視角”或“書法的精神”重新認識漢字，并將其融入文學創作的理論與實踐。這一視角，一方面意味著重拾漢字作為“形、音、義”統一體的美學本質，鼓勵作家乃至每一位漢字使用者了解基本的文字學與書法美學。比如，理解“武”字從“止”從“戈”，蘊含“止戈為武”的哲學；認識“德”字由“彳”“直”“心”構成，體現“行為端正、心地坦蕩”的品格追求。有此基礎，對文字在文學作品中的運用，自會有更深領悟。另一方面，它要求我們在文學創作時對文字的“書法形態”有更精準的選擇力。即便最終成品是印刷體，作者在構思時亦可想象：若用筆墨表達此情此景，應該使用何種書體、節奏與章法？是張旭的狂草匹配奔放情感，還是文徵明的小楷對應疏寂意境？這種想象本身就是極佳的文學意象訓練，能幫助作者更精準地捕捉與傳達情緒。我們甚至可以在創作過程中融入“手書”環節，無論是用鋼筆、毛筆撰寫初稿，還是在構思階段隨意勾畫。這種身體力行的參與，能重建心、手、眼之間的內在協調，讓思維在筆尖流淌中變得更沉靜、深刻，富于生命質感。
傳統文藝的共通互補 書法理念對文學創作的滋養
在傳統文人的精神世界里，“詩書畫印”本是一體，共同塑造著中國文人的表達方式與審美志趣。從揚雄的“書為心畫”到鄭板橋的“三絕詩書畫”，古代文人始終追求一種整體貫通的藝術境界。然而，當代學科專業劃分日益細化，書法與文學漸行漸遠。這種分離割裂了藝術表達的完整性，弱化了創作的精神深度。重建書法與文學的對話，不僅是為書法藝術的創新，更是為恢復文學“完全體”的創作狀態——讓心與手重新暢聯，形式與內涵再度融合。
書法藝術對空間布局的理念，可為文學提供超越線性邏輯的空間感與結構智慧。書法理論講究“計白當黑”，空白并非虛無，而是有意味的形式，是氣息流轉、意蘊延展之域。清代鄧石如說：“字畫疏處可以走馬，密處不使透風，常計白以當黑，奇趣乃出。”這種對空間虛實相生的辯證認知，若移植于文學，便是對敘事節奏、篇章結構、意象密度的深刻把握。文學敘事不應僅是時間的線性流淌，更可借鑒書法章法，營造疏密有致、虛實相生的結構排布。如《水滸傳》的敘述手法如同書法字組，輕重緩急，錯落有致。某些情節的濃墨重彩與另一些線索的刻意留白，形成強大的敘事張力與想象空間，這正是“計白當黑”在文學結構中的精妙回響。
書法創作中對“勢”的追求，可啟示文學超越靜態描摹，捕捉事物具備生命節律的“趨勢”。書法的美，很大程度上在于筆觸的運動感。蔡邕《九勢》開篇說：“夫書肇于自然，自然既立，陰陽生焉；陰陽既生，形勢出矣。”一點一畫，皆非僵死痕跡，而是蘊含起承轉合、提按頓挫的生命軌跡。文學描繪人物、景物、事件，若能得此“勢”，便可化靜為動，賦予描寫對象勃發生機。杜甫詩句“星垂平野闊，月涌大江流”，其中“垂”與“涌”二字，正如書法中“高山墜石”的點畫，瞬間激蕩起整幅畫面，賦天地星空以磅礴動態感。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，流水、渡船、山巒，無不流淌著一種舒緩而堅韌的“筆勢”，如行書般自然婉轉，充滿內在韻律。敘事中的情節推進，亦可借鑒書法行筆的“疾澀”之道：“夫勁速者，超逸之機；遲留者，賞會之致。”張弛有度，方顯文學的節奏之美。
書法絕非簡單的字形美化，其審美重心在于通過筆墨形式，傳達書寫者的性情、學識、襟懷與生命體驗，即“書為心畫”。所以，書法藝術的“意境”營造，可為文學提升精神維度、追求“象外之旨”提供典范。文學創作的終極指向，亦是構建獨特而深邃的精神世界。蘇軾論書推崇“天真爛漫是吾師”，其文章亦如其書，揮灑自如，直抒胸臆，“如萬斛泉源，不擇地而出”。王國維在《人間詞話》中寫道：“能寫真景物、真感情者，謂之有境界。”此“真”與“書者，散也”的創作觀何其相似！
當代書法實踐的內涵升華 書家應具備文學創作思維
思想是文學之魂，書法是文學之體。文學內容是書法藝術的思想內核與創作動機，而書法形態是文學情感的形象化呈現，而非純粹的造型裝飾。一件杰出的書法作品，必是形式與內容、技巧與內涵的完美統一。在此意義上，書法家的創作過程，絕不能僅被視為文字的簡單抄錄，而應被看作一次深度的文學性創作與表達。其中蘊含的文學創作思維，主要體現在兩個維度：一是文辭內容的原創性，即書家“文心”的自我抒發；二是書法形式對文學思想的契合與升華，即“書道”對文意的形象詮釋。二者相輔相成，共同構筑書法藝術的豐富內涵與不朽生命。
書法創作首先面臨“書寫什么”的問題。這一選擇本身，就是一種文學性思維的起點。與文學創作一樣，書法內容的選取與創造，直接決定作品的格調、情感基調和思想深度。抄錄前人詩詞固然是常態，但若僅止于此，其作品更像精湛的工藝臨摹，而非全然發自內心的藝術創造。因此，鼓勵書家自擬詩文聯賦，旨在推動他們從被動的“書寫者”向主動的“立言者”升華。
顏真卿書寫《祭侄文稿》時，將國仇家恨的悲憤、痛失親侄的哀慟，全部化為筆下時而滯澀、時而奔放的線條，那些涂改、頓挫之處，皆是無法抑制的情感迸發。這種“有感而作”的書法，力量遠非抄錄作品可比。因而，自創內容有助于理解書法作品的鮮明時代個性。“筆墨當隨時代”，每個時代都有獨特的精神氣象與語言風格。唐詩的雄渾、宋詞的婉約、元曲的俚俗，皆與當時社會風貌息息相關。當代書家若能用自創文辭反映當代人的思考與追求，其作品自然具備時代烙印，使書法真正生于當下、用于當下。
當書法作品選定了恰當的文學內容，書家需要思考如何使書法的藝術語言與文學的敘述形式、情感內涵同頻共振。這要求書家具備一種“翻譯”或“二次創作”的能力——將文學的抽象之美轉化為書法的視覺之美。由于不同文學樣式承載不同的音律節奏與審美期待，也自然為書法提供最初的形制框架。例如，對聯在文辭上講究嚴格對仗，書法表現上也應注重章法的對稱與協調；書寫格律嚴謹的律詩，與書寫句式參差的宋詞，在書法構思上必然有所區別。優秀的文學作品往往情節起伏、文氣跌宕，書家需要將這種敘述節奏轉化為視覺上的筆墨形態。正如導演以影像復現劇本情節，書家則通過疏密、欹正、濃淡、開合、大小、連斷等筆墨手段，表現文氣的張弛與情感的流動。
筆墨還需要精準傳達文辭的情感內核。書家應當深入體悟文本的情感世界，與作者共感同思，再將這份共鳴外化為鮮活的筆墨意象，真正做到“達其情性，形其哀樂”。正如《書譜》評王羲之諸作：“寫《樂毅》則情多佛郁；書《畫贊》則意涉瑰奇；《黃庭經》則怡懌虛無；《太史箴》又縱橫爭折；暨乎《蘭亭》興集，思逸神超，私門誡誓，情拘志慘。”由此可見，書法不僅是文字的視覺呈現，更是一種情感的再表達與意境的再生發。唯有在形式、節奏與情感層面均與文學內容契合，才能成就文墨兼美的書法作品。
書法，是漢字的“舞姿”，更是文學的“舞伴”。它讓抽象的思想擁有溫度，使靜止的文字煥發生命力。在鍵盤輸入日益普及的今天，我們更應該珍視這份源自筆墨的鮮活，讓文學重新落腳于充滿藝術張力的書寫，而非僅依賴于標準字體的冰冷排列。當一點一畫承載文意，一字一行呼應文心，書法便超越了單純的“寫字”，成為有筋骨、有氣韻的活體，從而在傳情達意的道路上走得更準、更深、更遠。我們守護的不僅是漢字的外在形態，更是文學能精準觸動靈魂的那份力量。書法與文學的深度融合，有利于二者在弘揚優秀傳統文化、彰顯時代精神、凝聚民族力量的道路上譜寫嶄新的篇章。
（作者：孫學峰馬沖，分別系首都師范大學中國書法文化研究院教授、北京書法家協會會員）
編輯：陳燁秋
